在英国读科幻博士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 专访青年科幻学者吕广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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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三体》接连登上大银幕小荧屏，科幻热的火苗再高几分。如今，“科幻”似乎已经从小众精英文化，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这种背景下，不久前，奇想宇宙的好朋友、中国青年科幻学者吕广钊接受了机核网作者河流的采访。他回顾了自己创建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经历，站在学者视角，深入浅出地分享了对科幻发展的观察。从爱好者到研究者，广钊的表述毫无学术门槛，细微之处以小见大。

今天，奇想宇宙跟你分享这篇专访的精彩内容，一起思考科幻这一类型文学背后，所蕴含的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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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SciFidea

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伦敦大学学院（UCL）比较文学博士，伦敦中国科幻协会（Lond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Group, LCSFG）创始人，曾任伦敦科幻研究协会（London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Community, LSFRC）联合负责人（2019-2021），并入选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SFRA）2021-2022年度“青年学者支持计划”。曾获得第二届“外研社杯”全国高校外语学科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第十二、十三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评论银奖，其论文发表于《乌托邦研究》（Utopian Studies）、《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推测》（Extrapolation）、《比较批评研究》（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等A&HCI与CSSCI期刊。

科幻启蒙：

旅程始于《海底两万里》

河流：您最早是怎样接触科幻文学这一门类的？可以为我们推荐几部科幻作品吗？印象最深的是哪本？

吕广钊：印象里能记起来的第一部科幻作品应该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科幻启蒙读物。虽然严格意义上说，《海底两万里》应该被称为“科学浪漫”或是“探险小说”，不过故事字里行间体现的那种向外探索、拥抱未知的努力，还是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深刻感触。

说实话，我一直都算不上真正的科幻迷，很多朋友都是在科幻的陪伴下长大，而我直到将科幻看作研究对象以后才开始真正认真地感受这一充满魅力和可能性的文类。不过也正因如此，当我们把某件事当作“工作”之后，这件事便不再是纯粹的“兴趣”了。所以，我不敢随便给大家推荐小说，毕竟文学研究觉得重要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很好的文学故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的作品，除了像《三体》这样的名家名篇，有几部我感觉被读者低估的作品，大家有时间或许可以了解一下。

罗杰·泽拉兹尼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1967）、J. G. 巴拉德的《撞车》（Crash，1973）、伊恩·M.班克斯的《武器浮生录》（Use of Weapons，1990）、柴那·米耶维的《地疤》（The Scar，2002）和《钢铁议会》（Iron Council，2004），以及苏珊娜·克拉克的新作《皮拉内西》（Piranesi，2020），这几本恰好都有中文译本。

伦敦中国科幻协会：

从“在地”到“赛博”

河流：除科幻研究论文外，您有没有尝试写过科幻评论？一篇好的研究文章分别应该有哪些结构？

吕广钊：自然是有的，前几年每月“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研讨结束之后，我都会根据大家的讨论，为每期作品写一个短评，其中有关张冉《晋阳三尺雪》的文章获得了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评论银奖，还蛮不好意思的。

其实对我来说，研究性文章的结构是很多样的，每位学者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行文风格。这几年，我一直在尝试用更加灵活、不那么刻板的方式来调整论文的结构，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写的《黑暗森林》，发在英国比较文学协会会刊《比较批评研究》（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在这篇文章开篇，我先引入了一段比较个人化陈述，介绍了我对于《三体》系列比较复杂的态度，编辑老师还蛮喜欢这段“抒情”的。在更早的一篇文章里，我讨论了郝景芳《北京折叠》和未马《从前慢》中的时间与空间隔离，写这篇的时候我恰好刚回国，隔离了两个礼拜，于是我也把我隔离的心路历程也加进了文章。

所以说，很多正统的主流文学期刊也在鼓励更多元的论文结构，希望作者能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作品。

河流：您真的很谦虚。2019年4月您还在英国读博，当时与一群同在英国的小伙伴共同创建了一个中国科幻作品研讨小组“伦敦中国科幻协会”，邀请了许多科幻作家参与研讨，同时总结研讨记录，并由小组成员对作品进行评述。这推进了英国科幻迷与中国科幻的距离，也在为中国科幻作品“发声”，对自己的学术能力也是有所提高和精炼的。

如今四年过去，您目前已经回国，在复旦大学英文系任教，小组的成员也大都变成了一些年轻的中国科幻研究者，包括今年如此多科幻研究会议和分论坛出现，都是多年难遇的机会。同许多非营利性机构相同，它总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一些发展方向，小组发展至今是否有失“伦敦”之实？未来可能会向哪些方面变动，会在哪些方面吸纳更多核心成员？

吕广钊：“伦敦中国科幻协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在地性”很强的阅读小组，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在伦敦搭建一个平台，给喜欢中国科幻的读者提供一个互相讨论、认识新朋友的空间，不论是本地人、华裔还是留学生。这用项飙老师的话说，是一个基于“附近”的平台。线下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人多些，有时候人少些，这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在一起玩耍。当时，活动场地附近有很好吃的西安面馆和韩式炸鸡，讨论结束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去加餐。

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组织活动的方式，线上研讨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物理空间似乎不再是隔阂，像某次大家由于“伦敦下大雨把地铁淹了”而无法参加活动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大家更常用的理由是——“我网不好”。正因为此，我们在网络上的影响力似乎大了一些，也尝试着邀请了许多非常厉害的作家老师一起与我们交流。我们活动的参与者也不仅仅局限于伦敦，而是来自世界各地。这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激动，但另一方面也很遗憾，毕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失去了和“伦敦”的连结。许多朋友毕业回国，或是找到了新工作，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关于我们接下来的变化，我们其实还在讨论，等有了结论，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创作和研究：

科幻是我的工作

河流：您为何会选择走上科幻研究道路？未来有更多其他的研究计划吗？研究这些小说的知识基础来源于书籍还是其他地方？这和您大学时所选择的专业有关吗?

吕广钊：其实我本科时就尝试过关于科幻的研究，一开始是学校本科生的学术项目，关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后来又正值《三体》出海，所以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就选了《三体》英译本做翻译研究（这里实名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的隋晓荻和邱进老师）。

真正决定将科幻文学作为长时间的研究课题大概是2017年。随着《三体》效应的持续发酵，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也取得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力，但在英语世界尚缺乏比较系统的整理和讨论。也正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了解到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同样也兴起了一轮科幻热潮，一般称为“英国科幻热”（The British SF Boom）。我就想，是不是能将这两个科幻热潮放在一起来讨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联系——这也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课题“The Boom and The Boom: Historical Rup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现在正在和出版社协商出版。

这一过程里，得失自然都是有的，刚才我也介绍过，把科幻文学当作“工作”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再从纯粹的兴趣出发来审视这些作品，不管看什么书，都多少带了些许目的性，每次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总会想着“能不能写篇论文”……当然，这些付出给我带来了现在的工作（手动狗头），这年头找工作不易，能把这个领域发展成自己的专长和名片，得到一定的认可，我还是很荣幸的。

有了工作，后面自然就需要按照学校的要求申请各种项目基金，所以肯定会有更多的研究计划。幸运的是，科幻研究最近涌现出很多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我也有更多的空间进一步发掘。相关的知识也不仅仅来自书籍，大量阅读文献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参加领域内的各种会议，反而会带来更多前沿的新知，得到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兼听则明。现在科幻奇幻研究的会议每年都有很多，大家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还是很推荐大家投一投摘要试试看。

河流：看来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建立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同时不少国家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日本科幻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有《S-Fマガジン》一本专业科幻杂志。您自身也是一开始便对科幻小说投入了许多精力，锻炼自己的学术能力，这很值得大家学习。那么，您在研究小说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偏向于某个风格？有没有研究性论著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大到影响研究风格的程度？还是说您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

吕广钊：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课题需要，倒是不会拘泥于作品本身。博士论文里我把刘慈欣和著名英国作家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放在了一章，用我导的话说，他们的作品“Cannot be more different”，但即便如此，如果两个文本都能够回应某一个问题，即便它们风格迥异，依然可以放在一起。

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我导师之外，应该还有著名英国学者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现在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他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科幻文化史》（Science Fiction: A Cultural History），在我看来是目前观点性最强的科幻史，可惜的是，本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作为文化历史学界的学者，卢克赫斯特认为我们不应该局限于科幻文本本身，而是应当以文本为起点，来探讨由科幻生发出的其他政治和文化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我博士论文的最终落脚点，并不是“科幻”本身，而是科幻创作背后映射的中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转向以及政治经济转型。

海内海外：

谁定义边缘？谁打破边缘？

河流：外国有许多经典的科幻研究著作，不过都尚未有中译本，所以深入研究往往需要啃一些英文大部头。您是如何进行英语学习的？如何看待中国科幻翻译出海的现状？有没有了解过国外科幻读者对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看法？您觉得他们和国内的科幻读者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不同之处？

吕广钊：相较国内，科幻研究在英美国家有着更为悠久的学术历史，也有着大量经典的必读文献，因此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学术素养。我是英语系本科出身，虽然不敢说英语学得多么好，但毕竟还是专门学了四年，现在来看应该还是够用了的。我很激动地看到，很多来自其他专业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有着非常好的英语基础，从我的经验来看，中文和哲学出身的朋友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储备比我扎实不知道哪里去，我花了很多功夫，补了很多课，才终于赶上他们一点点。所以说，语言是门槛，是必备技能，是“形式”，而真正决定学术高度的，还是学者对于“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科幻出海”固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从本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各大科幻出版机构纷纷与海外的科幻杂志、出版社建立了联系，组织起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团队，正是由于各个行业的一致努力，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作品被译介到海外，甚至也拿到了各种奖项。去年中欧文学节的主题正是“科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科幻行业在过去10年中取得的卓越成就。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现象背后科幻产业，正是在这种成熟体系的推动下，中国科幻作品才能够在海外获得如此多的出版机会。相对来说，其他国家和地区尚未建立起类似的体系，但我们不能因此便忽视来自其他文化的科幻作品。某种意义上，英语世界在近几年尤其关注来自“边缘”的科幻作品，中国作为科幻版图上曾经的“边缘”，得益于强大的产业助力，率先跻身英语读者的视野，其背后显然还有更多样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本质上是参与了一种“交互”过程，即“我”与“文本”的交互。那显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显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和他们交流，我自己也很长见识。在组织科幻研讨会的过程里，我也和一开始就参与过合作的陈裕彤（Angela Chan）有过很多交流，她从华裔英国人的角度出发，常常能够发现许多被我忽视的问题和细节，而从她的观点，我也能够看到强烈的“地方感”。所以，我们在与不同文化科幻读者交流的时候，需要理解并尊重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和连结。

（阅读完整版专访：科幻应当主动与其他学科及领域建立联系：专访中国科幻研究者吕广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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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东方木、夏尔马

文案：夏尔马、茶茶

排版：小昭